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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公元１９０７～１９７７年）
位于台北市吴兴街底山边的松山寺，是民国四十六年（一九五七年），由南岳来台的道安法师，在他的弟子灵根法师协助下所创建的。初仅木屋三椽，惨淡经营，数度扩建，始有日后之规模。道安法师曾办有大专佛学讲座、中华佛学研究会、《狮子吼》杂志、台湾印经处、中国佛教会文献委员会等佛教机构，对佛教文化殊有贡献。道安法师于民国六十六年（一九七七年）示寂，后来在灵根法师手中，兴建了一座「道安纪念图书馆」，藏书颇富。
道安法师俗家姓传，名锡鋆，湖南省祁阳县人，清光绪三十三年（一九○七年）丁未岁十一月十七日出生。他家住在祁阳县四靖乡，祖上世代业农，是以耕读传家的中产之家。他的父亲达东公，中年改业经商，往返于滇、黔、蜀、桂、粤、赣、鄂、浙诸省，以此得借机游历名山大川，因时而寄宿寺院，亲近高僧，预闻法义，因而信仰了佛教。
道安自幼聪颖过人，五岁启蒙，由四书五经，循序就读。十岁转学于陶氏私馆，从陶宗杰先生受学，由此接触到新学。十二岁时慈母见背，以达东公经商在外，道安及二幼妹，皆赖他伯母抚养。早年读到《朱子语录》及韩愈辟佛之文，对佛教印象不良。后来偶然读到《海潮音》月刊，及《释迦应化事迹》等佛书，对佛教看法有了改变，对佛陀产生了崇拜向往之情。十七岁时，祈阳一带时疫－－传染病流行，死人无算，他的大伯母、二伯父、二伯母亦相继弃世，使道安深切感受到人生无常、生离死别之苦。
道安十九岁时，岐山仁瑞寺的高僧楚宝上人，到四靖乡他们的村子中，每晚于村中广场演说佛法。道安也随众听讲，领会颇深。楚宝上人于讲经圆满之夜，接受信众皈依，道安即皈依于上人座下，成为一名年轻在家清信士。民国十五年（一九二六年），是年道安二十岁，正是国内军阀割据，内战不休的时代；道安见时局混乱，民不聊生，益发感到尘世如梦如幻，人生是大苦聚；是年除夕，他向父亲达东公陈述欲求出家之意。达东公语道安曰：「你年纪轻轻，就有此志，我对红尘也没有甚么留恋了，不如我们一起入山吧！」
父子二人议定，即立卷把所有的动产、不动产，悉数赠与他大伯父。数日后设下春宴请亲友到场，达东公即席宣布，父子二人将同时投入寺院出家。此语一出，举座哗然，亲友中的长辈多指责达东公，说他年近五十，出家犹有可说，怎能令他的独子一同出家，置祖先宗祠于不顾？达东公亦不加辩解，只说自己决定离俗，儿子是否出家，由他自行决定。正月十五日，父子二人拜别祖先，并向村中族人辞行，离家而去。
父子二人到了衡阳，投向岐山仁瑞寺，谒见楚实上人，说明希望出家的心愿。因为仁端寺是十方丛林，不能收剃度弟子，楚实上人乃陪同二人，到祁阳紫云峰佛国寺，介绍给他的剃度师常悟长老，常悟长老代他弟子养宣收徒（养宣时在上海弘化），为道安剃度，并为之授沙弥十戒。至于道安的父亲达东公，则礼夙缘长老为师而披剃。道安自此在佛国寺研读佛学典籍，及学习焰口唱念、水陆仪规等。是年八月，赴衡阳北门的大罗汉寺受具足戒，得戒和尚为广证法师。戒期圆满，仍回佛国寺修学。
翌年正月，道安辞师别祖，赴岐山仁瑞寺住禅堂，亲近大空、禅静、明晞、明德诸禅师，每日晨四时至晚九时，浸沈于禅法大海中，三年如一日，身心轻安，粗重习气尽除。民国十八年（一九二九年），道安二十三岁时，在仁瑞寺被委任为客堂知客，但心中不离参究工夫，工作之暇，仍入禅堂参禅。二十四岁那年，辞去知客职务，独自到衡山祝融峰用功。祝融峰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主，拔海最高，峰顶有个小石洞，堪容人居。道安住在石洞中，以山泉为饮，以黄精、松子为食。三数月后，他自种的山芋、蕃薯成熟，可供食用。道安在祝融峰独居年余，一日，有祝圣寺佛学讲习所的学僧登峰采笋，与道安相遇，告以讲习所授课的情形，他乃决定进入讲习所研究教理。是年七月下了祝融峰，到南岳镇祝圣寺报名，考试入学。讲习所教授授阵容坚强，有灵涛、善因、空也、钟明、明真诸大德。道安在所三年，学力大进，同时也受到灵涛、善因等老法师的器重，认为他是未来的佛门法将。
民国二十三年（一九三四年），是年安师二十七岁，应广西佛教界人士之请，到广西桂林弘法。广西佛教，根基素薄，加以长期内战，民生凋蔽，各地寺宇，大多颓废不堪，且除少数寺院有正式僧尼外，其余多为先天教或斋教所占用。而民间信仰，也多以斋教为主。道安法师抵广西后，先后在桂林的祝寿寺、栖霞寺、月牙山寺，及柳州、南宁、梧州等地，讲经说法。经过一年多的宣化，民间始知有正信佛教，许多斋教徒也都皈依了佛教。当时驻防柳州的某军长，虔信佛教，他率军部官兵，在道安法师的主持下，集体皈依三宝。民国二十四年（一九三五年）秋，以南岳师友催促，道安回到南岳，受聘为南岳佛学院教席，讲授《摄大乘论》、《大乘起信论》、《成实论》，翌年继授《俱舍论》，自编《俱舍讲义》八大册，开南岳佛学院之创举。
民国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年）七月七日，日寇侵华军兴，安师仍在南岳佛学院授课。民国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年），日寇军机轰炸后方城市，贫民无辜受害者极伙。道安法师在南岳发动僧侣，组织「南岳僧侣救护队」，当时南岳的五大寺纷纷响应。安师在僧侣中选得一百二十人，施以救护训练，他自己担任大队长。每遇日寇军机空袭，即携带担架，出动救护。这项工作，深得地方好评。民国二十八年（一九三九年），战事逼近南岳，佛学院停课。是年下半年，复应广西佛教会之请，到桂林讲经。广西省佛教会设于桂林，会长万少石居士，原在上海执律师业，信仰佛教，显密兼修。抗战开始后返回桂林，组织佛教会。他对道安法师十分尊敬，道安抵桂林，在佛教会开讲《维摩诘经》，一月圆满，皈依者一百七十余人。其中有省府秘书兼桂林区税捐区长黄昆山夫妇，以后对道安法师的弘法事业协助颇多。翌年正月，佛教会改组为中国佛教会广西省分会，改选理监事，道安法师当选为理事长。
民国三十三年（一九四四年）春，衡阳的十方佛国寺，迎请道安法师出任住持，他由桂林返回湖南，到衡阳佛国寺晋山升座。是年六月，日寇攻陷长沙，包围衡阳，道安法师避难到柳州，他借机行脚参访，游云南、贵州、四川各省，参访历史名剎，诸山长老，游览佛教胜地，至民国三十四年（一九四五年）五月，始返回桂林。桂林曾一度沦陷，是时收复未久，城内断瓦残垣，荒草过膝，人迹稀少，无限凄凉。幸而他一手创建的广西佛教会会馆无恙，稍觉安慰，乃重新开展会务，整理会籍，吸收新会员。未几，日寇战败，无条件投降，外省人士复员还乡，佛教会会员的人数锐减。是时，太虚大师主持「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」，聘道安为委员。民国三十五年（一九四六年）春，道安法师应广州信众之请，离开桂林到了广州，协助宽铿和尚接收六榕寺，并在寺内讲经；五月应虚云老和尚之邀，到南华寺筹设「南华戒律学院」，为时未几，南岳诸山派代表到了南华寺，请他回山，道安法师乃于是冬回到南岳。
民国三十六年（一九四七年）元月，道安法师受请继任南岳首剎圣寺住持，兼佛学院院院长。他计划重建祝圣寺在日寇侵略时被炸毁的禅堂、寮房，并扩充佛学院。唯以受内战影响，未能一一实现；是年夏间，湖南省佛教会改组，道安法师以众望所归，当选为理事长。民国三十七年（一九四八年），他计划创办一所「私立南岳觉民大学」，商之于前湖南省长，时任省议会议长的赵夷午（恒惕）老居士，赵夷老颇为支持他的计划，首捐湖田三千亩，黄金百两，银元千圆为之倡导，并于民国三十八年（一九四九年）元旦成立了董事会和筹备处。唯以内战日亟，大局糜烂，未几，这项大计划也就成为了泡影了。是年五月，共军渡江，国民政府播迁，战事逼近湖南，安师于端午节前夕，在祝圣寺召开寺务会议，作应变措施。他把寺务妥为安置，端节之后，携同佛学院学生灵根，辗转南下，抵香港避乱。
道安法师在香港住了三年多，平常在妙觉园为信徒讲经，也常写些弘扬佛法的文章，在《华侨日报》上发表。民国四十一年（一九五二年），他和台湾方面联络，申请赴台。当时台湾入境极为困难，由他的在家弟子李执中居士多方奔走，后来赵恒惕居士也出面帮忙，年余后他和灵根申请到了入台证，于民国四十二年（一九五三年）二月抵达基隆。这时慈航法师在汐止弥勒内院聚众讲学，闻知道安法师抵台，立刻把他接到弥勒内院；八月，安师在汐止静修院开办「静修佛学研究班」，自任主讲。民国四十三年（一九五四年）五月，慈航法师示寂，安师出面组织「慈航法师永久纪念会」，筹备编印《慈航法师全集》，民国四十四年（一九五五年）《全集》出版。
慈航法师圆寂后，道安法师有意自建精舍，唯因缘不具，历经曲折，最后择地于台北市三张犁的半山坡上，打算筹建松山寺。在建寺之前，并先塔盖了一处茅篷，为临时卓锡之所。以后数年，安师一方面兴建松山寺，一方面为了纪念慈航法师，打算创设一所「慈航中学」。民国四十八年（一九五九年），先成立了「慈航中学筹备委员会」，民国四十九年（一九六○年）正式建校，申请立案，担任创办人兼董事长，聘请苏芬居士担任校长。这一所学校，先天不足，后天失调－－学校在五堵附近的山坡上，地点偏僻，交通不便，设备也不够充实，招生自然不理想。而最大的致命伤，是建校经费不足，学校一开始就债台高筑，教职员全是学校的债权人。学校人事也不安定，六年之中换了七位校长。为了慈航中学的债务，那几年真使他焦头烂额，为「跑三点半」而疾于奔命。最后在无力维持的情况下，把学校让与慧岳法师接办，而他自己却已为这所学校背下了数百万圆的巨额债务。这些债务，后来由灵根法师为之一一清偿。
那些年，安师除了办学校招来的困扰外，在社会上他却是「道誉日隆」，民国五十年（一九六一年）他出任台北首剎善导寺住持，并接办了由朱镜宙居士创办的「台湾印经处」，民国五十一年（一九六二年）他把早年在广西创办的《狮子吼》月刊复刊，民国五十二年（一九六三年）当选为中国佛教会第五届常务理事，以后第六、七、八届，均再度当选连任。民国五十三年（一九六四年），兼任碧潭大佛寺主持，民国五十四年（一九六五年）担任中佛会华侨僧伽代表弘法大会副主委，及美国华僧代表团团长。这以后，又担任中华学术院研究员，中国文化学院哲学系教授，以及经常担任各寺院传戒的教授和尚、尊证和尚、羯摩和尚，经常到各种场合致词、演说，及经常或代表中佛会，后受各国佛教团体邀约，出国到各地开会、访问。所到之处，受到道俗的欢迎与尊敬。
民国六十年（一九七一年），是年道安法师六十五岁，受日月潭玄奘寺护法委员会（主任委员赵夷午老居士）之聘，出任日月潭玄奘寺住持；是年三月二十一日晋山升座，各地前往致贺的政要名流、缁素四众，为数在三千人以上，这该算是道安法师声望最高的时候。
继而于民国六十一年（一九七二年），应屏东的东山寺住持天机法师之请，担任东山佛学院院长，他事繁不克经常到院，院务由教务主任晴虚法师分劳代理。民国六十二年（一九七三年）组织中日佛教关系促进会，任会长。民国六十三年（一九七四年）三月，应善导寺董事长孙张清扬居士之请，再度出任善导寺住持，同时仍担任着玄奘寺住持；同年，他在松山寺开办「大专佛学讲座」，以后年年举办。民国六十五年（一九七六年），他出版了几本重要著作，包括着《中国大藏经翻译刻印史》、《中国大藏经雕刻史话》、《二力室文集》一至三集。
在这几年内，道老年年出国开会、访问，如民国五十七年（一九六八年）五月，出席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曼谷召开的文教会议，会后访问新加坡，马来西亚三个月。民国五十八年（一九六九年）六月，出席在越南西贡召开的世界佛教徒服务国际大会；同年出席在泰国曼谷召开的东南亚文化会议；十一月应瑞今法师之邀，赴菲律宾弘法，讲经于马尼拉、宿务等地，翌年三月始返回台湾。民国六十年（一九七一年）元月，赴泰国曼谷参加泰国僧王葬礼；十月出席在韩国汉城召开的世界佛教领袖会议，当选为宪章委员会主任委员。民国六十三年（一九七四年）四月，组织访问团赴日本，参加该国曹洞宗大本山总持开山住持的纪念法会。八月出席在泰国举行的中华佛教研究会议。民国六十四年（一九七五年），应邀率团参加日本的「日华关系协会成立二周年庆祝会」，十月应邀参加日本灵友会新建释迦殿落成庆典。此外，各寺院传戒，也免不掉请道老担任尊证、教授、羯摩和尚。
民国六十五年（一九七六年），是年道安老法师年七十岁。他自幼有气喘病，时发时愈，但并未根治，而他也末把健康的问题放在心上；终于在是年年底－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在松山寺方丈室内，夜间起来，跌倒在地，导致中风。次晨始为人发觉，急送到医院治疗，数日后病情好转，民国六十六年（一九七七年）的元月六日，是他七秩大庆，四众弟子到松山寺为他拜寿，他尚扶病回寺，在轮椅上致谢词。而回到医院不久之后，病情恶化，延至元月二十一日凌晨舍报生西，世寿七十一岁，法腊五十一年。
道老生前勤于写作，著述丰富，唯在大陆时期者均已散佚，在台湾撰着的《中国大藏经翻译刻印史》、《中国大藏经雕刻史话》、《二力室文集》三集，及日记多册，由灵根法师主持编辑为《道安法师遗体集》，凡十二册。
（于凌波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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